赵佶(1082—1135)，即宋徽宗，为神宗第十一子。其在位期间，穷奢极侈，大兴土木，于京师筑艮岳，广求天下奇花异木、珍禽异兽、佳果文竹，严重剥削、骚扰人民的正常生活；同时，还任用蔡京、童贯等人把持国政，贪污横暴、滥增捐税……
如果用政治的眼光看赵佶，可称得上“昏君”了。然而，今天我们却要沿着书法这条脉络，走进他的艺术世界。历史的丈量是公平的，在我们陈述赵佶的万般不是之后，末了都会补上一句：“徽宗工书画，书法称瘦金体，善画花鸟……”他是一个天才型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，只可惜在治理国家方面却是一个低能儿。于书法方面，其最大成就在于独创“瘦金体”，成为后世学书者仰望的对象。
一个成熟书家的表现手法常常是多样化的，而被后人称道的作品往往是其所擅长的。那些少被人提及的，大都因为其表现方式不是该作者最擅长的。但是，它们虽然隐匿于历史之一角，却仍然发出耀眼的艺术光芒。譬如，说张旭擅草书，就忽略其楷书《尚书省郎官石记序》的存在；说王铎擅行草，就绝口不提他的隶书。同样，赵佶的《草书千字文》较之《楷书千字文》，被人提及的机会也少得多。是不是其艺术价值不高呢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
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《草书千字文》(图为作品局部)，纸本，纵31.5厘米，横1172厘米。此卷作于北宋宣和四年(1122)。此时赵佶40岁，人到中年，可谓技艺娴熟。
赵佶草书取法何处？清人孙承泽在《庚子销夏记》中称其“书法学怀素，而腕力弱甚”。以此作看，怀素确实是其取法的主要对象。他将怀素的那种绵延之势运用得自如、自在，尤其是对于圆转的运用，精熟之至，使得每个字形成一种包围之势，结构空间充满坚韧的弹性。若用挑剔的眼光欣赏，有些字大圈套小圈，圈圈相扣，不免有点儿“过”。譬如此作中“晦魄”二字的处理方式，如能加入些方硬的折角也许更好。
此作总体气象可谓神满气足，全篇浩浩荡荡，有如奔腾之水顺势而行，视觉上贯彻始终是其吸引欣赏者目光的重要因素，正如陶宗仪在《书史会要》中的阐释那般：“意度天成，非可以形迹求也。”此作为长卷，在上面书写草书，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书家性情的发挥。为何如此说？缘于书法的表现维度是自上而下的，特别是草书，一些率性之笔，往往是在纵向空间中产生的，而横向展开的空间毕竟很有限。就此作而言，这种客观的约束丝毫没有影响赵佶腕下毫颖的正常发挥。通观此帖，生龙活虎，精神飞跃，虽为长卷，却笔跃气振，跳动不息，毫无倦笔。在纵向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，赵佶对于长线条的使用也是很恰当的，如文中“号”、“帝”、“也”等字末笔的遥遥下垂，不仅调节了空间比例，使之疏朗、跌宕、灵动，充满高情远致，同时也起到导气、融通的作用，使作品显得更加气脉贯通。从此作中又不难发现，赵佶善于运用穿插错落的章法处理方式。也许，他是从黄庭坚草书中得到了启示。黄氏草书错落有致、风度翩翩。其代表作《李白忆旧游诗卷》，极善运用线条的入侵与穿插，使某些字跨区域而行，侵入到其他字的线条空间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章法的呈现不再止于单行、单列，而是予人以“乱石铺街”之美感。赵佶此作中这种入侵的表达方式，可谓得黄氏精髓：初看怪异，再看惊绝，三看大称其妙。
作为帝王，赵佶在个人心气上是非常高昂的；表现在艺术上，也就有种无所顾虑的态势。从此卷中，还可以看出赵佶创作时的“放”态：对于笔画，在保证线质的基础上，写得很迅疾、威猛，汪洋恣肆，鼓舞六合，有“舍我其谁”之势。此作作于描金云龙纸上，由于纸面光洁，使得笔墨的渗透来得缓慢。由此，通篇尖刻锐利的笔画居多，而含蓄钝拙的笔画偏少，这或许就是一味追求气势而丧失的那一部分美感的表现。如此作中撇画与捺画以及转折处的处理都显得过于迅疾、尖刻，如能做到宋人张戒所说的“放之则如长江大河，澜翻汹涌，滚滚不穷；收之则藏形匿影，乍出乍没，姿态横生”，有放纵，同时又能收擒，那么此卷带给我们的美感也许会更丰富些———毕竟，含蓄更能逗引欣赏者的审美情绪。
“牵连”作为上下字连贯的枢纽，是草书的主要表达方式。善写大草的书家，对牵连的把握是很奇妙的：时而粗如主笔，时而细如游丝；时而竖直拉下，有飞流直下之气势；时而倾斜拉扯，有屈铁盘钢之韧性。从此卷可以看出，赵佶善于运用斜向拉扯的牵连方式。这一方面表现了其自信的书写状态：如怒猊抉石，势不可遏，沉着痛快，激越奔放；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在牵连方式的处理上缺少变通，斜向线条多了，通篇也就显得芜杂、雷同、单调。
经典的产生，有赖于时间的检验与判定。赵佶《草书千字文》能穿越近千年时光为我们所欣赏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如今，当我们谈论张芝、王羲之、张旭、怀素、黄庭坚等人的草书时，又自然而然地想起赵佶的《草书千字文》，这对于独创“瘦金体”的赵佶而言，一生寄情笔墨也就无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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